5岁学钢琴，8岁学大提琴，16岁走向室内乐。生于音乐世家的杨一晨在父母的引领与期待下理所应当的走上了音乐之路。从大提琴到室内乐，从被动接受到发自内心的热爱，杨一晨潜心于大提琴与室内乐领域，在经历了一系列挫折后，他与琥珀四重奏团队实现了国际室内乐大赛“零的突破”。除演奏教学之外，杨一晨还在编曲、写作与摄影等方面有着多样的探索。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大提琴与室内乐演奏家的世界。

本期专访嘉宾

杨一晨

大提琴与室内乐演奏家、中央音乐学院教师、琥珀四重奏大提琴

杨一晨生于音乐世家，祖父为中国著名作曲家江文也。杨一晨的艺术造诣体现在演奏、教学、研究、写作与编曲创作等多个领域。

杨一晨自幼展现出了优秀的音乐天赋，他先后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附小、附中及大学，2011年保送为中央音乐学院研究生，多次获得国家级奖学金。2013年，杨一晨获得公派留学资格，考入马德里国际室内乐学院，追随国际四重奏权威 Alban Berg Quartet 深造，2015年他以满分的成绩毕业。

杨一晨曾获得多项荣誉，他曾在“中国音乐金钟奖比赛”、“第六届中国大提琴比赛”、中央音乐学院室内乐比赛以及中央音乐学院协奏曲公开赛等多项赛事中获得金奖或银奖；杨一晨曾担任中国青年交响乐团大提琴首席，中央音乐学院名家室内乐团大提琴首席。2015年获得中央音乐学院颁发的最高荣誉证书。2019年入选国家艺术基金青年人才项目。

作为中央音乐学院教师，杨一晨的学生先后在新加坡国际室内乐比赛、香港国际弦乐大赛、“晨曦杯”大提琴比赛中获得最高奖。于此同时，杨一晨担任中央音乐学院班主任工作。他多次荣获中央音乐学院优秀班主任奖章，率领班级获得“北京市先进班级体”荣誉称号。自2016年起，杨一晨担任中央音乐学院考级评委与国内多项音乐比赛评委。

2005年杨一晨发起创立“琥珀四重奏 Amber Quartet”。2011年，“琥珀四重奏”获得中央音乐学院室内乐比赛金奖、中国音乐金钟奖（室内乐）银奖。2013年“琥珀四重奏”在“墨尔本亚太国际室内乐比赛”中获得“比赛最高奖”以及两个单项奖、实现中国四重奏在国际重大室内乐比赛中“零的突破”。

杨一晨与琥珀四重奏的演出足迹遍布世界几十个国家的音乐厅，接受了包括世界权威音乐杂志“The Strad”，音乐周报、新京报等数十家国内外媒体的专访。今天，琥珀四重奏作为中国室内乐领域的代表团体，受邀在多个世界知名音乐节举办专场音乐会，比如“波恩贝多芬音乐节”与加拿大“MISQA”弦乐四重奏音乐节等，获得了世界乐坛的高度认可。

杨一晨致力于古典音乐在中国的推广与普及。他作为音乐会主讲人创新性的将舞台与讲台结合，面向大众深入浅出的阐述古典音乐的精神内核。2019年由杨一晨主讲的《听弦乐四重奏·知古典音乐史》系列音乐会实况录像收录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并入选中宣部“学习强国”平台。

在演奏之外，杨一晨热爱编曲、摄影与写作。至今他为琥珀四重奏改编了数十首高难度的音乐小品，这些作品获得了观众的喜爱与业内人士的高度评价。作为摄影爱好者，他在静物摄影与建筑摄影领域有着独特的视角。作为写作者他至今在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上发表了上百篇音乐随笔，阅读量突破了百万人次。

杨一晨先后师从宋涛教授、朱亦兵教授、Günter Pichler 教授与 Valentin Erben 教授。他还曾受到 Bernard Greenhouse、 Lynn Harrell、飞利浦·缪勒、马友友、王建等大师的指导。

目前，杨一晨任教于中央音乐学院，从事大提琴及室内乐教学工作。2019年，杨一晨加入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我很听话，所以就学了大提琴/

中国管弦网：您是怎么接触到大提琴这种乐器的？

杨一晨：我学习大提琴的原因非常简单：在我八岁时，我的父母征求我的意见：“你喜不喜欢大提琴？”我从小就是一个很听话的孩子，虽然我对大提琴毫无概念，但我觉得应该说喜欢，然后就这样学了大提琴。

在学习大提琴之前，我学过三年左右的钢琴。我认为这段经历对我学弦乐有一个特别大的帮助，它很好地培养了我的固定音准概念，也就是老师弹一个音，我就能准确地分辨出来这个音是什么。

我记得在我还没有开始学音乐之前，小提琴教育泰斗林耀基大师来我家做客，当时我的父母就问林老师：“您看这孩子可以学音乐吗？”林老师指着非常幼小的我说：“你跟我一起来扭屁股吧。”然后他扭扭屁股，我扭扭屁股。就这一下，林老师断定说我可以学音乐，然后我父母就把我推上了音乐之路。

现在看来我学习音乐和我的家人——我的外祖父从事音乐工作有关。我的外祖父江文也先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作曲家，而他的孩子们也就是我母亲这一代人因为种种原因没能学音乐，所以我作为第三代被寄予厚望。家人希望能够将音乐事业继续下去，我认为这是我学习音乐的一个原因之一。虽然不是我选择的，但这是我需要去接受的。

 

/在舞台上学习如何演奏/

中国管弦网：能否谈谈您的大提琴学习经历？

杨一晨：在我的求学过程当中有一点非常幸运，那就是我没有走弯路。我的大提琴启蒙老师是宋涛教授，她是中国大提琴教育领域的泰斗之一。

跟宋涛教授学习是一件压力非常大的事情，在我刚学琴时她曾说：“如果你想考中央音乐学院，你只能考第一名，因为有可能今年只招一个人。”我八岁半才开始学大提琴，十岁时就要考中央音乐学院，压力可想而知。宋涛老师教给了我扎实的基本功，这让我受益终生。

实话实说，我并不是一个非常刻苦的孩子，比如我需要练三个小时的琴，然而实际上我可能只练四十分钟。然后剩下的时间打开电视，看各种各样的纪录片。但是我心里有一个底线：如果这节课上砸了或我达不到目标那是绝对不行的，下场会很惨。虽然我知道如果我把看电视的时间花在练琴上也许更好，但是我并不后悔偷看电视的时光，那些纪录片让我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它们构成了我世界观的底色。

16岁时，我转入朱亦兵教授门下，更换主科老师是一件天大的事情。在我跟朱亦兵教授学习的前三年中，我其实没太听懂他在说什么。但是对我来说特别幸运的一点是，朱教授带着我演奏了数百场大提琴重奏音乐会，我学习的很多东西都是在这些音乐会中理解的，我对音乐的很多认识是直接来自于舞台。这种教育模式如今看起来依然非常独特，但这种学习模式是很难复制的。

朱亦兵大提琴乐团在阿姆斯特丹大提琴双年展

朱亦兵（左一）

杨一晨（左二）

 

/用音乐的语言交谈/

中国管弦网：您是因为什么原因喜欢上室内乐的呢？

杨一晨：16岁时我和同学们组建了琥珀四重奏，在此之前我几乎从未接触过弦乐四重奏（室内乐），大提琴对我来说是一项“任务”，是一件我必须要做的事情。但是当我第一次与同伴排练时我发现音乐不是音符，它是语言，我们可以用音乐对话。我发现我喜欢与人合作的感觉，和优秀的朋友们交谈、聊天，然后去讨论音乐，这让我觉得音乐是件特别有思想的事情，远远比自己一个人拉琴有趣的多。

我从那个时候找到了自己努力的方向：我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声部，而不是一个演奏者。当自己作为一个声部时，我可以抛除杂念，进入一个纯粹的状态里。

随着琥珀四重奏水平的提高，我逐渐发现我的独奏水平也需要越来越好。弦乐四重奏被称为“终极艺术”，这意味着它的难度是全方位的。如果我不具备优秀的个人能力，那么我的技术以及对音乐的表达能力是不足以在室内乐当中成为一个优秀声部的，所以它就成为了一种互相帮助的关系：独奏能帮助到室内乐，室内乐能够更好地帮助独奏。

这种对音乐的综合性认知，差不多发生在我的大学-研究生时期。而伴随着很多比赛，还有我和团队的发展，我逐渐完全走向了职业的室内乐道路。在琥珀四重奏获得国际比赛奖项后，我们获得了国家公派资格，前往马德里国际室内乐与传奇弦乐四重奏阿班贝尔格四重奏的第一小提琴Günter Pichler学习。Günter Pichler被称作“暴君”，他对于音乐的苛刻要求再次颠覆了我对于教育的认知，那是语言无法形容的一种学习状态。我们的同学都是曾在国际比赛中获得过大奖的职业弦乐四重奏，那时我们每天排练12个小时去研究作品中的每一个细节，学一套作品马上巡演，然后再学下一套作品，滚雪球一样往前走，这就是职业四重奏团的生活。

琥珀四重奏 德国波恩贝多芬音乐节音乐会前随影

 

/14岁时，我开始思考生命意味着什么/

中国管弦网：您在学习大提琴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过什么挫折？

杨一晨：当我们看一位音乐家的简历时，你能看到很多光辉的时刻，比如说各种荣誉奖项等。但实际上每一位成功的演奏者，其背后经历的挫折都很多，在我身上也是一样的。在这里说一件我少年时期遇到的挫折，它对我影响很大。

大概14岁的时候，我代表中国去日本参加少年柴可夫斯基比赛，对于当时的我来说，这简直就是天大的事情。在那场比赛中，我只进入了第一轮，第二轮就被刷下来了，我觉得非常愧疚。比赛结束后，我沮丧地往住所走。四月的日本非常美，漫天樱花飞舞，沿途我经过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小桥，我站在桥上久久的凝望着河水。我第一次思考死亡意味着什么，或者说我第一次思考生命的本质。

这种思考一直贯穿于我的生活中。在我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我写的毕业论文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是有关于心理学的，那时我明白了我感兴趣的事情总是围绕着一些永远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展开，这些问题被称作终极问题：死亡、自由、孤独还有博爱。

在音乐中，弦乐四重奏是最接近这些主题的音乐形式之一。现在想起来，我之所以喜欢弦乐四重奏，可能正与14岁时的挫折以及其后的很多挫折有关，它们给我带来的疑问与困惑也成为一种动力。我不断地去好奇，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或者说我们的内心、一首作品，它想表达什么？当一位作曲家经历了非常痛苦的人生、当他临终时、当他与相爱的人永远告别后，他的音乐是什么样子？

我们都知道现在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在一篇很短的微信文章内你只能知道一件事，而不能了解一件事。我经常告诉我的学生们：走进图书馆，去阅读那些真正伟大的经典。我认为音乐也是这样。比如，当我们演奏一些作曲家临终前创作的作品时，无论它是钢琴、弦乐四重奏、还是交响乐等，其实我们都需要借助于一些处在相同程度上的艺术，或相同阶段的感悟才能更好地解读这些作品，我认为这个过程是一种非常幸福的体验。

我所收获的一切感想都可以和我的同事——琥珀四重奏的成员们去分享，大家可以去探讨这些话题，最后把这些讨论用音乐的方式在舞台上演奏出来。

 

/学音乐需要不同文化间的碰撞/

中国管弦网：您觉得国内外的教学方式存在哪些差别？您对出国留学是怎么看的呢？

杨一晨：今天，在中国的顶尖音乐专业教育体系里，很多教师都已经有了留学经历，而且其中不少人都在世界上取得了相当的成就，这意味着在中国顶尖音乐教育环境中，教学理念和欧美国家是完全衔接在一起的。比如，在近几年中央音乐学院弦乐班的本科毕业生中，即使是排名相对靠后的同学，在报考国外院校的时候也能拿到好几所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其中不乏一些非常著名的音乐学院，专业比较好的同学则可以拿到非常高的奖学金。这个例子很好地说明了中外教育理念的衔接，外国教授对于中国弦乐学生的评价普遍也是很高的。

既然如此，学生是否可以不用出国深造呢？

我个人认为，对于学习西洋音乐的学生来说，出国留学仍然是很有必要的事情。学习音乐并不仅仅是学习某些曲子、处理或技术。我们最终学习的是一种对于不同文化的认知与解读，因此演奏者如果有机会应该去亲身体验不同文化的碰撞。

我很喜欢一位设计师的话：“只有你撞到一样东西，你才知道自己在哪里。”

这句话放在音乐中非常合适，只有经历碰撞，我们才会知道什么地方做得不错，什么地方需要努力向他人学习，最终找到自己的答案。这种答案不仅来自比赛、演出，有些时候也会来自于一些很小的事情。我记得在留学时我们问导师 Günter Pichler 教授：“维也纳人是不是生下来就会拉莫扎特？” Günter Pichler 21岁就是卡拉扬钦点的维也纳爱乐乐团首席，然后创立了伟大的阿班贝尔格四重奏，他们代表了德奥音乐体系的巅峰。教授听后惊讶地回答：“奥地利的年轻人根本不会拉莫扎特，他们现在也需要一句句地去学莫扎特怎么演奏，毕竟那可是200多年前的音乐啊。”

虽然现在网络已经非常发达了，但有很多体验是网络给不了的，然后有很多需要去求证的内容在网络中也是看不到的。这些需要我们脚踏实地走到那里，去和那里的人打交道，当面询问才能获得。对于优秀的演奏者来说，也许出国留学很难再有那种颠覆式的学习状态，但它是一份宝贵的经历。

 

/演奏者要学会屏蔽噪音/

中国管弦网：对于那些有志于走职业音乐道路的人，您有哪些建议？

杨一晨：我觉得年轻演奏者，无论学生还是职业人士都应尽力“屏蔽噪音”。

今天，我们的手机每天都会收到太多的内容，太多的信息。其中很多东西是假的，是未经考证的、转瞬即逝的。还有很多事情在过去的数百年中不断重复、不断发生，它们在名著经典或历史里面已经被写到极致了。在这个年代很多人在做的事情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化为“黑或白”的答案。我们需要的是去花时间阅读真正智慧的文字，而不是被“小聪明”的观点吸引，这些内容都是属于这个时代的噪音。

古典音乐是超越语言的语言，很多经典作品需要我们在隔绝噪音的环境下才能认知，因为其中的和声太纯粹容不下噪音，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勃拉姆斯的室内乐作品都是如此。实际上在每个文化环境中都有这样纯粹的音乐，中国与西方都是如此。我认为那些最棒的音乐家所做的事情从来不是和娱乐明星去比谁更能吸引眼球，他们真正在做的事情是为每个时代“降噪”。